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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柳州解放70周年纪念日。虽然距离1949年11月25日已经过去了70年，但回想起当年解放柳州城的情景，许多亲眼见证了那段历史的老柳州和地下党员依然历历在目，难抑激动的心情。
当年，他们或准备茶水、扭着秧歌迎接进城，或发传单、奔走相告，向全市人民传递柳州解放的好消息……岁月如歌，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重温一下那令人激情澎湃的难忘往事。
1949年3月24日，对于吴楚馨来说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因为这是她加入爱国民主青年会（党的外围组织）的日期。那时，15岁的龙城中学学生吴楚馨在地下党刘明文的发展下，加入了爱国民主青年会，在地下党韦鼎桓、温藩生组织下开展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印《约法八章》《》等，以及发、贴传单。”今年85岁的吴楚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依旧历历在目。她说，为了安全，那时候传单只能晚上隐蔽在解放南路上的一家金铺的二楼印，张贴也是利用晚上时间，3个人偷偷去张贴，贴完3个人分头跑。
转眼就到了1949年11月中旬，打进广西，“天快亮了”，吴楚馨也有了新任务。
为了做好护城迎军工作，在温藩生的召集下，吴楚馨和一些同学，秘密学唱《东方红》《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同时她还接到任务，负责牵头组织十几名进步青年，组成秧歌队，一起扭秧歌舞，迎接。
“我们只知道扭秧歌是‘三步一跳’，但是具体怎么扭，根本不知道，只能发挥想象力。”接到任务后，吴楚馨用自己的文艺天赋，慢慢摸索，编排了秧歌，晚上偷偷去到队员家，一一教他们怎么跳。
在那个紧张的时期，集体练习时，吴楚馨他们选择了“灯下黑”——把地点定为被当局控制的龙城中学最偏僻的教室。在那里，他们点上煤油灯，每次偷偷练习一个小时。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还轮流放哨。
“我现在还记得，当天一大早我们就分散藏在北站路附近，以两声枪声为号，迎接进城。”吴楚馨告诉记者，当时为了扭秧歌需要红绸带，还撕了家里的红被单，当做绸带。
听到枪声后，吴楚馨和队员们迅速集结在北站路，扭起秧歌，欢迎，走到哪，他们就扭到哪，也以这种方式，告诉柳州市民，一起迎接新时代新生活。
“解放那天家家户户都出门看，到处都可以看到红旗。”1949年11月25日，柳州迎来解放，为追忆那段红色岁月，近日记者辗转找到了已81岁高龄的柳州解放亲历者黄日屏。对于70年前那段红色记忆，老人记忆犹新，侃侃而谈。
黄日屏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老柳州”，当时她家住在原太平东街南一巷，也就是马鞍山对面的位置，原新华烟厂与她家仅隔着三间房的距离。为了补贴家用，早在8岁的时候，她就早早来到烟厂做帮工，每包好10条烟可以得1公斤米钱。
那时工人被剥削压榨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反抗，工人还曾闹过罢工。“烟厂为了少发工钱，就在发工资的日期之前行贿米店老板，故意压低米价，被工人发现后当然十分愤怒。”黄日屏清楚地记得，工人闹罢工的时候，有3个人一直积极引导他们争取正当权益。后来听别人说她才知道，这3个人是中国的地下党员。
1949年11月25日一大早，黄日屏就隐隐听到有枪响和炮响声传来，大家都不敢出门。直到中午外面平静下来，大家才陆续拥向街头，黄日屏也与工友一起出了门。“那天我们知道柳州解放后，一路跟着人流走到了大码头，沿途到处都是红旗迎风招展，大家用敲锣打鼓、扭秧歌等形式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不仅如此，当天黄日屏还惊喜地看到了。黄日屏回忆，当天没有上街，而是在骑楼休息，每个人都席地而坐。“不扰民”是给她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那时她就知道，是真心为人民着想的一支部队。
同样是在那一天，18岁的军人成毅跟随部队一路南下，于当天参与解放柳州。1958年，黄日屏与成毅结为夫妻，两人相濡以沫至今。“那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今后会嫁给一名，也不知道我那天在骑楼看见的里面有没有他。”黄日屏笑着说。
龙淑媛今年91岁，仍每天坚持读报。今年《柳州日报》推出《地火燎原——柳州及周边地区地下党斗争实地寻访》系列报道，她每期必看，在报道中看到不少当年的同志，这组报道带她再次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1948年3月，刚满20岁的龙淑媛在地下党员龙惠兰的发展下，加入了中国。1949年2月，她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柳州特派员梁山处，由他直接领导。当年11月下旬，她接到梁山布置的任务：准备攻入柳州，柳州解放指日可待，要求她提前准备宣传品。当时，由于宣传品较多，她便把大部分宣传品藏到当时她发展的一名进步同学方爱硕位于公园路的家中。小纸张的资料则藏在她租住的柳新路出租屋的阁楼里，“我收在水管、柴火堆等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她说，她当时住的出租屋对面就是柳江县政府的办公楼，从阁楼上一眼就能看到县政府楼的动静，但她不怕：“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1949年11月25日上午，进入柳州，到了下午市区已没有枪声，取而代之的是鞭炮声、欢呼声。龙淑媛曾经的班主任沈章平和另外一名地下党员到培新路珠江酒楼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尽管离得近，她仍没有外出，“因为梁山同志交代过，一定要做好隐蔽，等待指令。”
翌日上午，培新路南路口的地堡上贴出了“和平兄，我回来了”的纸张，龙淑媛知道时候到了！原来这句话就是当时上级组织定下的解放指令。龙淑媛马上召集她负责联系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爱国民主青年会、学联等进步爱国青年到方爱硕家中，“我把宣传品分发给大家，分别安排人去到各街道去发宣传品。”她还临时手写标语，分发下去给大家张贴。
当时大街小巷的墙壁上贴着各种解放的标语，从他们手中发出的一封封《告全市人民书》，将柳州解放的消息传递每个角落。柳州人民高高兴兴地走上街头，迎接新时代。
一晃，距离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已经过去了70年。对于许多“老柳州”而言，那一天的回忆弥足珍贵，每回想一次，都能感受到当时那份激动的心情。今年80岁的刘家骅是一名退休老师，同样的，他还是一名柳州解放的见证者。
“1949年11月25日那天早上8点多，我妈捡了东西带着我出门，讲要去到柳江河南那边的表姐夫家里躲一躲。”刘家骅回忆，当时他家住在老柳高宿舍（现金沙角小区对面），要走浮桥过河，但等他们到时浮桥上已挤满了人。他还记得，那时有两个的军官也要过桥，看到人多过不去，便拿出手枪打了两枪，前面的人听到枪声才让开了一点位置，给他们先过。“我妈讲‘估计难过去了’，于是我们就原路往回走。”刘家骅说，他和母亲9点多路过东门菜市时，看到卖菜的、卖肉的都还和往常一样做生意，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但一回到老柳高，大门就被关上了，母亲让他不要乱跑，就在校园里待着。
从早上9点多回到家，直到下午4点，刘家骅就这么静静地待在校园里，校园外似乎也异常的安静。他终于耐不住好奇心，跑到校门处，打开了门上的一个小窗口，却突然看到两个头戴树叶、身着军装的士兵正往学校走。“他们走到大门前，抬头望了一眼，发现这是学校后就转身走了。”刘家骅说，当时年纪小好奇心重，他随后就跟着两个伙伴，一起从学校鱼塘的排水沟往外溜。
出到东台路后，眼前的景象可把他给整迷糊了。“整条街上只有我们3个人，再多走几条街，也不见人影，整个城就像个空城一样。”刘家骅说，直到走到原中正中学门口，才看到了几个同样头戴树叶、身着军装的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微笑着向刘家骅招招手，示意他走过去。“我走到他身边，看他佩戴着‘中国人民’的胸章。他微笑着摘下我戴的帽子，拍了拍灰尘，又帮我戴上去。”“很亲切”这就是他对的最初印象。
89岁的曾如孟家里珍藏有很多历史资料，其中有一张1985年10月拍的黑白照片，这是龙城中学部分地下党员及外围组织成员同志的合影。从这张照片，她回忆了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的故事。
1947年，曾如孟就读于龙城中学。她说，龙中是柳州革命的摇篮，学生思想进步。她在校时加入了爱国民主青年会（党的外围组织），受党员单线月，龙城中学被迫解散，师生都离校了，各奔东西，她则留在了家中。
当年，她家在鱼峰路上，那里住的都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巷子里有拉板车的、打皮鞋的、卖豆浆的，是个贫民窟，也是很好的藏身处。”曾如孟说，那段时间，时不时有地下党的同志到家中留宿，住一天又离开了，她对外都说是同学到家中做客。
在这期间，曾如孟积极参与地下组织领导的城市爱国和迎军护城、护厂斗争。“我弟弟的老师朱袭夫是一名地下党，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柳州解放前夕，他通过收音机获悉解放区的消息，我们也一直在准备迎接的到来。”曾如孟回忆，1949年的11月异常繁忙，她在家抄歌，如《解放之歌》《东方红》等，抄完了还要印刷。为了做好隐蔽工作，“我把印好的歌单和传单塞到竹子里，然后在厕所挖个坑，藏起来。”
1949年11月23日、24日两天，为了做好迎接工作，曾如孟跑到龙潭公园开会。她接到的任务是准备茶水，并到烟厂稳定秩序，告诉大家不要怕，也不要毁坏厂里的东西。
她清晰地记得，1949年11月25日上午，步行进城了。“我当时很激动，正要出门去，外婆不让我去，我说没事，就在马路边看看。”曾如孟说，那一天，他们把原本藏起来的歌单和传单纷发出去，让大家都知道，柳州解放了。后来，龙城中学的师生们高兴地回到学校，庆祝复校。
谢汉辉出生于1928年7月2日。1949年11月25日，柳州迎来解放时，时年21岁的他正在柳州专区干校读书。在迎接柳州解放的前夕，他参加了学校在校内组织的散发传单等工作，奔走相告准备迎接柳州解放。说起见证柳州解放的场景，他至今还历历在目。
1948年，谢汉辉成为柳州专区干校第二期学生，主要学习财经专业。他说，在柳州解放前的几天，师生就听到外界的消息，要攻城了。学校要求同学们没有学校统一的通知，不要擅自出校门，以免发生意外。为此，同学们如往常一样上课。
“那几天，大家都很期待，很兴奋。特别是到1949年11月24日晚上，我同宿舍的几位同学都没有什么睡意，大家渴望着天快点亮。”谢汉辉回忆说，当月25日清早，他们隐隐约约听到了北面（沙塘方向）传来枪声，而且枪声越来越近。后来，他们知道是进入柳州，到了下午，市区已没有枪声。一连几天，柳州全城红旗飘扬，锣鼓喧天，人民群众沉浸在欢乐中，柳州解放了！
“刚解放那时，我还经历了一次险情。”谢汉辉还回忆起自己被学校抽调与搞财经工作的同志赴长安（融安）推销公债的惊险经历：从柳州至融安有100多公里，当时什么交通工具没有，只能靠两条腿走路，步行还要带上10多公斤的行李背包，要走两三天才能到达，是一次严峻的革命考验。“在我们步行到柳城县沙埔镇境内时，土匪突然向我们开枪袭击，幸好听到枪声及时赶到。土匪见赶到慌忙逃窜，这次所幸我们没有伤亡。在完成推销公债任务后，我们原路步行返回柳州。当时形势严峻，土匪暴乱猖獗，上级领导为了我们步行安全，配给我们一些，护路行走自卫防范，经过两天的步行，我们终于安全顺利回到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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